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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军阀政治的传统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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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100次 时间:2015年9月09日 09:07

【内容提要】军阀是中央专制集权的派生物,同时又是其对立面。文章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几个特点,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军阀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文化根源,以及集权与割据交替出现的传统文化因素,以期探求军阀政治成为政权更迭时期不可或缺的原因。

【摘 要 题】民国史研究

【关 键 词】军阀政治/传统文化/威权主义

【正 文】
    阀,根据《说文解字》解释,即阀阅,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树立在门外的柱子,在左曰阀,在右曰阅。也指自己的功绩仕履。义与攻伐的伐相通,当通作伐。(注:李恩江、贾玉民主编:《说文解字》,喀什维吾尔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109页。) 可见军阀者,是以军之武力攻伐他人,而获得自身利益的主体。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军阀”一词最早载于《新唐书·郭虔瓘传》所记:“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注:《新唐书》卷一三三。)遍观中国历史,社会总是在乱与治的交替中螺旋式上升发展,统一与割据互为因果。军阀政治既是统一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对立面,又是它的派生物。(注:赵学聪著:《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及其影响》,载《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在政权更迭的过渡阶段,总会产生不同于传统政治力量的政权形式,即军阀政治。它一般是指,一个武装力量或武装力量集团掌握政权,用武力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政治形式。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论述了军阀政治的特征,他认为:“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注: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第23卷,民国印本。)陈志让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军阀派系诠释》一文中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军阀的定义及其特征:“他们之成为军阀,就是因为他们非儒家之士,也非民族主义者。他们那种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心理往往是胜过他们对国家或王室的忠心。这是现代中国的军阀在历史上的特质。从逐渐衰退的儒家文化观点来看,军阀是无节操、无耻之徒,从不断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他们是落伍的。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行为都是毫无操守可言,而且每每不合时宜,因而易被认为是军阀。”(注:陈志让著:《中国近代史论集》第五辑,载《中国军阀派系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3-24页。)
    综观这些论述,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忠”、“孝”角度来说,军阀的确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因为一个政权、一个王朝的覆灭,不是毁于下层人民的起义就是遭到军阀们的夺权而被逼让位。在这种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下,军阀政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拥兵、割据和武治。但是仅仅从割据状态下的表面特征去分析军阀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够深刻的。
    军阀产生——军阀混战——催生新政权,成为军阀政治登上历史舞台的一般顺序表,在这样一种顺序下所隐藏的因素并不只是军阀们自私自利和“不忠不孝”那么简单。应该说,军阀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本身就是伴随着中央专制集权而产生的,军阀政治是中央专制集权的派生物,二者属于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否则,在集权衰微之际,军阀们燃起遍地狼烟的现象就无法解释了。传统中央集权主义是一种权力分配模式,在模式下的分权规则就是单一的效忠体系,当中央权威不再时,军阀们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下将从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根源的角度,分析军阀政治的产生与发展,并揭示其迅速被统一所取代的发展必然性。

        一、大一统专制的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于中原文化,其密集型耕种农业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尤其是黄河的泛滥客观上需要整个流域的合作治理,而诞生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在一开始就朝着大一统的方向演进。
    在远古时代,为了保证本氏族在竞争中的生存地位,各氏族不得不扩展自己的地域、增加人口数量以保证在一处或一时生计困难时,不至于全部遭受灭顶之灾。当遭遇外来利益集团的威胁时,分散的部落就被组织起来,形成部落联盟以对抗外敌。自周以降,松散的诸侯国之间的联合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北方游牧部族的入侵威胁最终导致秦王朝的统一。这些是形成大一统专制文化的客观因素。此外,中国位于东亚大陆,其西部是雄伟的青藏高原,北部则是不适合农耕劳作的荒漠和草原。这些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了农耕文明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发展,兼并与反兼并,统一与反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线。中央集权成为保证国家机器运转,权力分配模式的最佳选择。
    中国式的一元化权力结构要求政权与意识都归于一元,《墨子》中《尚同》篇这样论述归于一元的必要性:
    子墨子言曰:“古言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其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权统一的思想,人与人之间就会“离散不能相和合”。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设立一个以一人为首脑的官僚体系,通过上下有序的大一统政权结构来治理国家。而上本身是代表绝对真理的,下层百姓除了服从中央权威以外别无选择,否则将会有灾难。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凑凑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这里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功能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却难以实现。中央的政令只能通过官僚集团去实施,受管理的老百姓也就只能服从这些具体实施者们。大一统并没有带来管理的全面与直接,而是滋长了地方威权主义。
    另一方面,在大一统模式下,各中央政权的取得和巩固缺乏合法性证明,其表现为政权合法性的根据是不能实证的,而且更多地来源于祥瑞等事件来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合法性评价。政权更迭被“阴阳五行说”解释成为相生相克,(注:周朝被认为是火德治天下,而秦则是以水德而克之。) 但是这种解释一般经不起推敲。当新旧政权交替时,新政权总是以“天命所归”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夏商之世,统治者正是用“天用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注:《尚书·甘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尚书·汤誓》。) 等“天意”来作为活动的依据。西周建立以后,运用“天道”观念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利用神权观念来增强统治的效能。(注: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36页。)
    在这样一种缺乏合法性证明的不稳定的政权体系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上下层之间必然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各种政治力量也基于此发展自己的派系力量。从个体角度来说,中央的力量并不能有效保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当中央政权失去权威时,各种政治力量就必然依靠自身的实力来维系自己的地位。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构建政权体系必须建立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拥护之上,这种上下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例如,东汉末年以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本为朝廷重臣的李世民、唐末藩镇镇守的安禄山;以及清末民初的大小军阀,他们无一不是靠人身依附关系发展自己的力量。从军阀内部的角度来说,效忠只是在军阀集团内部进行,而军人并不对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效忠。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导致了特殊的权力结构。大一统的文化在造就统一的同时,也孕育着分裂割据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农耕文明造就了有序的家庭协作和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在一开始就走在了其他东亚文明的前列,社会结构在一种良好有序的状态下简单地循环发展,它将社会矛盾巧妙地在社会底层加以消融。
    因此这种先进文明给这一区域中的居住者带来了优越的生活,也带来了一种天然的自我封闭情绪,不大愿意去用新的方式改造社会结构,也没有契机让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在这些极具韧性的文化根源的作用下,加上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中华文化圈向外辐射文明的特点,使它逐渐成为整个中原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进而导致每个政治力量都把统一和强权专制作为终极目标,认为只有在大一统的状态下,才能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权力,那些“大盗窃国”者不过是由单个的权力追求者转化而来。
    鲁迅先生对这种民族性格做了深刻的阐述:“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自大’,都是‘合群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后,不能再见振技改进的原因。”(注:《青年杂志》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9页。)儒家理论在吸收了其他学派观点之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理论观念,让社会的各个因素都能良好有序地运作,不愿意轻易去打破它,因循守旧的传统让自己无法容忍其他文化的冲击。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对中原的统治历来被视之为非正统,这就意味着非中原华夏正统的文化在国人看来都是外来的蛮夷文化,自然更没有理由去加以正确对待,并与之交流了。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十分坚韧的特性,那就是不论统治阶层自己起源于何处,最终不得不被中国固有的传统所同化,用传统的方式去管理国家。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圈是一个包含有多种文化因素的复杂综合体,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它的形成与发展就不难看出其在实质上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北方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始终难以融合,几千年的资源争夺导致文明冲突不断,但冲突的结果却无一例外地被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所同化,因为不论是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就必须采取诞生于农耕文明的儒家传统治国方式。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表明了在这个国家只能由某一个权力代表来统治,如同前面论述的道理一样,一旦这个权力代表无法行使其权威来有效地管理国家,那么军阀们就要粉墨登场了。他们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实力巩固地盘,提高自己在军阀政治游戏中的竞争筹码,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发展到相互兼并,最终由一个新的强势群体来完成统一。这样一个割据到统一的循环就形成了,而在完成这个过程的同时又在酝酿下一个新的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将出现统一走向割据的状态。

        二、传统伦理道德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它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保持着两千多年的延续。儒家所提倡的纲常学说,其核心在于不同地位之间要保持绝对的不对等关系。子对父,妻对夫,臣对君,均要树立牢固的服从理念,中国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家庭为纽带的,从而使家长制管理模式从单个家庭扩展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有些学者指出,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协作,这也是中国产生集权政体的一个原因。(注: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33、34页。)国家有一个受之于“天命”的家长,其他人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森严的等级制度保证家长的意志能够向下传达并加以实行,自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僚有个颇为好听的名字——父母官,但是“父母”之意的真正内涵是下对上负责,百姓要像服从自己的家长一样绝对服从地方官员,而各级官员又绝对效忠于君主的统治,这就是“君父”一词的由来。但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在拥有极大的主宰权的同时,对下不过是体恤下情,施舍一点“恩典”罢了。
    严格的等级制度犹如家庭中父亲与子女的关系,不可擅自变更与破坏,更加谈不上背叛了,这样整个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着良好有序的管理和运行。对上级命令的遵从表面上是依靠制度的约束,但究其根源则是源于对个人的敬畏和服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统治者还能拥有权威。
    在等级制度下,传统道德中忠君关系的具体体现在上下级之间的服从上。一般认为,战国时代为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时期。由军功逐渐取代世袭身份,政治体制也由贵族制向官僚制转化。皇权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总是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官。(注: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页。)因此,官僚集团内部以及官僚和受管理的百姓之间是一种具体而直接的服从关系,而官僚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个信念,一个传统的忠诚理念在维系,这种效忠关系是间接的和非具体的。向上尽忠的传统伦理规则远不如直接的上下级服从关系来得有效,在皇权强大时,中央的威慑足以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同时应当注意到,这种伦理规则在政权建立和巩固阶段,主要依赖于对军事实力的巩固,依赖于军队对国家的效忠。问题在于,军队首先是效忠和服从长官,然后才是向国家效忠。军权成为掌握政权的柱石,成为各个政权力量依靠的对象,军事集团的首领也就会因为地位的重要性而逐渐转变成为军阀了。
    “军而成阀,总是成串成团,单独存在不能称阀,它上有源,下有根,上上下下自成系统。系统内下级要服从效忠上级”。(注:来新夏著:《关于军阀史研究》,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三),第4页。)在古代军队中讲求“爱兵如子”的上下级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将士用命”发挥战斗力。近代军阀政治的鼻祖曾国藩就是深晓个中道理的人物。曾国藩在对士兵训练方面特别注重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与家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同乡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以至弥补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减少了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也在所不惜。(注:刘江船著:《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由此可见,在传统文化模式下要获得军队的效忠,就必须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去影响和束缚军队。同样的道理,一旦军阀成为了政权的掌握者,它也必然用这种传统的模式去构建政权体系。由军而成阀,进而主宰政局形成军阀政治就顺势而成了。

   三、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存在

    中国所处东亚大陆的气候条件适合农业文明的产生,以家庭协作为生产方式的小农经济成为在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的存在直接影响着社会结构和国家组成。
    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各组织,对那些与土地相联系的村落组织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传统农业在组织经济活动时,一般以村或族为单位组成经济活动团体,这些团体逐渐发展成行会、行帮,这些组织主要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组成,如父子、夫妻、兄弟、师徒、乡邻等,其他组织在组成结构和管理模式上也大致以此为基础。奉系军阀张作霖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起于草莽、啸聚狂徒,或称之为“东北王”,或称之为“枭雄”。想当年少年无赖,食不果腹,后来却统治整个东北,并曾一度把持北京中央政权。成功之道何在?张作霖善于钻营机巧,善于结拜笼络。在张做土匪时,与许多绿林兄弟结成患难之交,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冯德至、孙大虎、汲金纯等。张正是在不断地结拜兄弟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势力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是结拜兄弟,所以在创业时是同生死共患难。及至后来办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姜登选、韩春霖、杨宇霆、许兰州、郭松龄等,张对他们是私授以军政职权,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对内、对外,张还用结秦晋之好、受义子等方式来缓和内外矛盾,招揽人才。(注:《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刘江船文。)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建立起来了。
    反过来,军事集团以宗法组织体系为核心,传统的宗法组织为了生存也必须依附于这些军事集团。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导致皇权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利益主体,中央政权稳固时尚且如此,到了中央政权衰微之时就更加脆弱了。这些村落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军阀们财力与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军阀也利用了小农经济下的传统组织体系。
    对于国家来说,好比是由许多小村庄组成的庞大村落,在一般状况下这些村庄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到了单个村庄无法完成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必须有国家来组织,例如:战争、洪水、干旱等。国家不需要这些老百姓平时自己组织成一个个的团体,相反是严格禁止这样做的,因为民间团体的存在必然会威胁到政权的巩固。“连伍制度”自商君相秦以来就成为巩固基层政权的有效政策,统治者们希望能最大化地使用农民的力量,同时又能有效防范农民的反抗。千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正因为农民依附于这种脆弱的小农经济,这种局面一旦被破坏,同时国家又没有救济的功能,国家便无法有效控制基层农民,广大农民在失去生存基础之后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铤而走险”了。他们加入军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生存。齐锡生先生在考察了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状况之后分析,“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一般都乐于当兵,因为它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愈来愈严重的人口——土地比率失调,农村耕作缺乏技术革命,贫乏的市场和极不健全的信用系统,以及运输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人口居住在中国严重贫困的农业地区,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状况,遍及农村。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有吸引力。”(注: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另一方面,在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闭式模式下,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单位保持了它的稳定性,同时也不需要与社会其他阶层发生更多的关系。作为单个的农民来说,他只会服从家长的管理,上升到整个村落,则服从宗法制的管理。族长的权力是由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所赋予的,因此当社会动荡,安逸的田园生活被打破的时候,农民所畏惧和服从的只有能保证他们安全的强权了。军阀在形成割据政权的同时,往往又成为封建大地主,或者依赖封建大地主。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然成为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和兵源,而农民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依靠这些地方强权,这就是产生威权主义的根源。
    那么位于统治地位顶层的君主呢?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各代的政权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天命”之上,那么这样一种理由同样可以为取而代之者使用。握有军事实力的军阀,设计设法证明自己也获“天命”,那么这种不可证实的“天命”就随着实力的扩充而变迁了。
    事实上真正的政权基础是建立在那些中下层土地所有者的效忠之上,他们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以根据自己向国家申报土地的多少来缴纳赋税,而国家最高统治者根本就无从具体知晓自己究竟掌握多少经济资源,因为在历史上全面丈量国家土地的活动从未真正彻底地进行过,那么中央对于地方的管辖能力就是十分有限的了。
    再来看看这些中间阶层。他们需要将自己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而这种企图又被“门第”、“出身”等等因素限制了,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成为权力金字塔的顶层人士。隋唐以后一条新通道便逐渐成为社会上下沟通的主流途径,这便是惹得天下俊杰尽折腰的“科举取士”。这是一条中下层人士通向权力顶峰的艰辛之路,国家太平时期少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只有通过层层选拔出来的,受到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熏陶的人才,才能胜任管理百姓的工作。他们来自于基层,和底层的各种社会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仅仅是代表君主的管理者,更是国家和百姓之间的调和剂。此外,出于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士大夫乡绅阶层在国家的允许下建立私人武装。在中央权力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和威慑之时,这些地方武装在名义上是保卫中央政权,而实质上只是保障自身的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二分法在他们的脑海中既然是不存在的,而后者的明朗化又在军事化的局面下出现,于是造就了两种可能性:退守则为武装割据,进取则逐鹿中原,问鼎天下。
    因此,对造成“天下大治”的局面的瓦解来说,地方乡绅势力的军事化与农民的军事化所扮演的角色是平行的。(注:[美]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27页。)军权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渐下移,地方势力因掌握军权而不断去中央化。清末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作为经制武装的八旗、绿营却一击而溃,清廷只得听任曾国藩等地方督抚各募勇营,湘军、淮军等地方性武装乘势而起。……就地筹饷,使兵权和饷权都掌握在带兵统帅手中,饷源的转变引起军权的转移,(注:久玉林著:《中国近代军阀政治探源》,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军队开始由地方供给和掌握。光绪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徐寿衡说:“我兵部惟知绿营兵数,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之。”康有为感叹道:“夫以兵部尚书而无知全国兵数,况于调遣训练乎?”(注:康有为:《康南海文集》,第4册。)
    到了中央政权无法用财政税收和军事控制来保持国家稳定的时候,这些良好的秩序就被彻底打乱了。小农经济的特点导致各地方为维护自己区域的利益而各自为政,地方主义的分离倾向显现,通过科举考试达到权力顶层的努力变得没有任何意义。1905年清廷废除实行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它彻底中断了这些中间阶层的传统仕途之路。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A·柯拜所说:“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极为重要,因为从此切断了传统教育同做官发迹之间的纽带,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正是依靠这一纽带才取得高官厚禄的,科举考试废除了,但是一时却没有新的现成的做官发迹的途径来填补这个空白。”(注:《他曾经是蒋介石的亲信——郭汝瑰回忆录摘录》,载《人物》1987年第1期,第35页。)既然无法找到代表自身利益的中央权力的代表,那么这些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就不得不靠自己来维护。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导致东汉末年豪强纷起、军阀林立的主要原因。“百姓流亡,盗贼并起”,(注:《后汉书·陈宠传子忠附传》。)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使得中央政权无法继续对国家进行有效控制,不得不“诏令天下”由各地豪强地主自己组建军队镇压黄巾起义。曹操便是利用镇压起义的契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如被其收至麾下的“收宗族宾客,家兵数百人”的任峻;“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口”的李典等。中小地主阶级采用割据自保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军阀政治的形成。
    社会中下层组织与国家决策层之间的联系,还与治国方略有密切联系。“德主刑辅”是历代的主要国策,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主张用“教化”来消除,认为用刑罚的手段来解决纠纷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显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最深刻的性格。在这种背景下,中间阶层将上层的意志传达给下层,在监督老百姓的同时他们也会让上层知道政策的执行情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这些儒家名言,也就是“民为国本”的思想其实就是中间阶层为巩固社会秩序而提醒上层统治者的。但是仅仅依靠上层统治阶级自身的约束只能是空想,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只会扩充中间阶层的势力。国家可以掌握的税收在不断减少,而投靠地方豪强以求自保的农民在不断增加。反过来,国家的赋税收入在逐年减少,土地兼并现象不能遏止。针对各种弊端进行的改革往往会遭到来自这些中间阶层的抵制,而如果不改革国家就无法维持运转。“由于当时人口过多,农民的人均耕地已大大低于从前。此外,相当多的农民托籍大户巨族而无需交纳赋税,因此其他农民的赋税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国库收入减少了,朝廷制度亦开始随之败坏。从公元前22年起各地便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注:《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书,第85页。)最终新的秩序在中央与地方的尖锐对立下,在旧有的秩序上重新构建。
    总而言之,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稳定时期和更迭时期,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闭式生产模式始终占主导地位,相对独立的生产单元造成个体的分散,下层农民容易受到地方势力的左右。适应这种模式的生产关系导致了社会阶层的相对孤立和分化,这在客观上为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滋生土壤。地方分离主义来源于宗法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威权主义思想使得法律成为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工具,广大农民所关心的切身利益在社会动荡之际只能依靠地方势力的保护,他们提供的资源自然成为军阀们的战略资源。军阀政治成为不时出现的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就不足为奇了。

        四、总结

    以割据分裂为特征的军阀政治是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对立面和派生物。军阀政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混战、扩充实力、吞并其他军阀势力,有了这样一个动力在推动,军阀们会陷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最终会由一个实力最为强大的军阀来完成国家统一。这成为了近现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在一个权力格局尚未形成的阶段,军阀政治成为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研究东亚历史的费正清教授认为:从这方面来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注:《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书,第502页。)
    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军阀政治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其历史背景,权力的分配和重新整合是割据混战的最终结果。中国的军阀政治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它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政局不稳的产物,虽然从表面上看军阀政治的出现必定伴随着国家分裂与社会动荡,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但是传统中央集权主义在诞生之初就孕育了分裂割据的因素,它是传统大一统文化的必然产物,同时又与集权主义相对立。统一与割据在相互作用下交替前进,一旦到了军阀政治这种武化政治发展到极端的时候,距离新的和平与统一就不再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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